耿占春：诗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深耕者

　　自1980年代起，耿占春便专注于诗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其著作如《隐喻》《叙事：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以及《失去象征的世界》等，均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曾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批评家奖，目前担任河南大学教授，继续在文学批评领域发光发热。

　　本次访谈的对话双方，访谈人李广旭，1988年生于河北省任丘市，文学博士，现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同时担任《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的责任编辑。其文章散见于《星星》《编辑之友》《中国宗教》《中国青年报》等刊物，并著有《言屿上的愿景》。

诗意非美容：真实经验的深度剖析

　　李广旭：耿老师，自上次洞头匆匆一别，已近四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此次访谈，这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缘分，更让我重温了求学时的许多记忆碎片。某个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海甸三教的教室，感受着热岛的晚风。那我们就从读书时我印象最深的一节课开始聊起吧！

　　记得您曾谈到，一个人漫步街上，猛然抬头望见了头顶硕大明亮的月亮，但心底的第一反应竟是“好亮的路灯”。那节课后，我与同学们走在返回寝室的校道上，不由地一起抬头，望望路灯，又望望月亮，沉默在闷热的南国之夜。这让我深刻感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另一面所带来的对人的异化，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人的生理感知和美学感受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被科技感包裹起来的现代人与世界的本真渐行渐远。

　　耿占春：广旭还记得课堂上的这个举例，让我颇感意外。这种经验实际上意味着“物”的退场。无论是照明还是取暖，直观的经验在逐渐退场，取代感觉体验的是自然物的不可见性。在前现代社会，自然元素是直观的、直逼身体感受的实体，如土、水、火、光、气等，对早期人类思想的生发和今天的诗歌写作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感知环境和感知条件的意义。

　　但在现代社会，对自然元素的感知变得淡漠了。水暖和电暖取代了火塘、火炉、壁炉，电灯取代了煤油灯和更古老的松明子，火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感知中。人造物的功能替代了物的形象，这种功能性的取代让人非常舒适，以至于我们不再感知到物的存在形态。整个现代经济技术就是不断用物的功能取代物的直观形象，生活世界因此变得抽象了。

低欲望社会与诗意栖居的困境

　　李广旭：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指出，当下的日本处于低生育率、超高龄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背负风险，丧失上进心和正常欲望。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似乎也在经历这样“丧失大志的时代”的阵痛。青年人不自觉地沦为社会机械化结构中的齿轮，尽管嘴上嚷嚷着要躺平，但行为上依然“996”着，不能停歇，不敢停歇，生怕成为内卷时代的牺牲品。

　　面对这样的新异化，荷尔德林的“人，诗意地栖居”愿景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诗意成为一种奢侈品。我们该如何对抗这种异化，实现“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呢？

　　耿占春：“低欲望生活”或许是青年人对这个世界做出的本能的回应。在一个社会目标和经济生活都处在低谷的世界里，人们看不清富有希望的生活世界在哪里，看不清实现个人价值的可能性在哪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人脱离体制下海，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正在敞开的比较广阔的生活空间。而现在，即便是不躺平的年轻人，也大多在努力考公考编，拼力卷进体制内。

　　可想而知的是，体制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了。大家也都明白，体制内的工作一般而言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在这样的情境中轻言“诗意的生活”或者“诗意地栖居”都会显得矫情。对诗歌写作来说，首先应该是生活在真实中。诗意可能有多重解释，但肯定不是遮蔽真实经验的语言美容术。

新诗写作的时代变迁与差异

　　李广旭：回到诗歌创作本身，您觉得当下的新诗写作与本世纪初，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耿占春：虽然当代或新时期是一个整体性的时段，但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其间的时间刻度还是有着某些差异。有点巧合的是，似乎每十年左右都有所不同。如果说文化存在着理念、器物、制度三个层面，可以说它们在当代社会中的展开也是不均衡的。某些方面得到了极大提升，某些领域进展缓慢或充满顿挫。这些节奏顿挫都反映到变化着的社会心态史之中。

　　无论诗人怎样“自我”，诗歌写作无疑都置身于这样的社会心态或社会历史情势里。诗歌写作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批判。在当下这个充满异化和挑战的时代，诗歌写作如何保持其敏锐性和深度，如何在对抗异化的同时实现诗意的栖居，是我们每一个诗歌写作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