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影响与启蒙

　　本文节选自《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最初发表于《数理人文》，赛先生已获得相关授权。撰文者为国际知名数学家丘成桐。今年，正值先父百岁冥辰，而我已年过花甲。回首过往，无论是学术上的成就还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我都深受父亲丘镇英的深远影响。我的数学理念，或许与众不同，但大多可追溯至父亲的谆谆教诲。在此，我愿分享儿时经历与父亲教导的点滴，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丝启示。

　　我出生在广东汕头，不久便与父亲留下了合影。父亲丘镇英，成长于蕉岭县这个相对偏远的小县，与毗邻的梅县（客家文化浓郁的大县）形成鲜明对比。我母亲来自梅县，因此家中以客家话为主。我的祖父丘集熙，曾是丘逢甲的幕僚，并致力于创办学校和行医。尽管家道中落，但父亲在四伯的扶持下，依然成长为一位饱学之士。

父亲的学识与追求

　　父亲自幼酷爱读书，不仅精通经史，还广泛涉猎群书，尤其擅长骈体文创作，吟风弄月之间尽显才情。他深受祖母影响，对佛、老庄思想有深刻理解，同时兼具游侠精神。后来，他又受到西方哲学家卢梭和斯宾诺莎的思想熏陶，言行间透露出曾国藩的风范，而梁启超的著作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的外祖父梁伯聪，是前清秀才，在梅县中学教书，诗画双绝，门生众多。父亲与母亲结婚时，外祖父赠诗一首，以欧阳修赏识苏东坡的典故，赞誉父亲的文采。父亲毕业于厦门大学，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年轻时，他立志抗日，曾入读军校，却因身体原因未能完成军训，转而从政。抗战胜利后，他成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潮汕区的委员，以清廉著称，屡获嘉奖。

战乱中的成长与家庭变迁

　　1949年，我出生于广东汕头，父亲为我取名成桐，字凤生。同年十月初，父母携带一家七口及外祖母一家，乘渔船逃往香港，留下了母亲用父亲薪水投资的一些产业。父亲决定在元朗定居，原本以为很快就能返回汕头，因此并未做长久打算。他与朋友合资创办农场，以维持生计。然而，农场经营并不顺利，两年后便倒闭了，家中陷入困境。

　　外婆一家搬离后，我们一家人搬到了元朗的李屋，与几家人合住。屋中没有电灯，父亲晚上看书只能用小油灯；也没有自来水，每天需到河边挑水。我那时还不到三岁，水深时不敢下水，母亲和姐姐们则负责挑水。我和哥哥则帮忙做一些琐事。有一次倒垃圾时，我不慎从二楼滚下，额头缝了几针，至今疤痕犹在。

父亲的辛勤与家庭的坚韧

　　父亲每天到香港岛的崇基书院教书，当时崇基还在港岛。他由凌道扬博士安排，教授经济、地理，同时与陈树渠（陈济棠的侄子）共同创办香江书院，教授文史哲。教授的薪俸以钟点计，少得可怜。上班需坐脚踏车后座到元朗市搭乘公共汽车，再坐渡海轮船过海，然后再坐公共汽车，单程就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此，他总是晚上才能回到家，晚餐后已疲惫不堪，但仍需准备讲义。

　　母亲则一面维持家中生活，一面到判头处找一些能在家里做的工作，如绣花、穿珠、制作塑胶花等。父亲还有一个养女叫妹妮姊，与我们同住，她和母亲一起承担着辛劳的工作。在李屋住了一年多后，因离市区太远，我家迁居到一间比较近市区的独立小屋，旁边有农民用来晒牛粪的小广场，风起时牛粪满天飞，因此我们称这间屋为“牛屎屋”。

农村生活的苦与乐

　　在农村生活虽苦，但我们一家人却乐在其中。我自造风筝来放，母亲养了鸡，我和哥哥则到田里和小池塘钓青蛙来喂鸡。有时也到河边钓鱼，或到田里掘农民剩下的地瓜。看着农民春耕时鞭牛犁田，在冷水中干活，实在辛苦。但朴实的农村生活却让我缅怀不已。听着农民谈种田的心得，看着他们祭祖和结婚的仪式，都很有意思。

　　春天时禾苗绿油油一片，生气盎然；夏天则禾草茁壮，水田中还有水蛇、黄鳝和青蛙；秋收时则到处是金黄的禾秆，可以感受到农夫们喜气洋溢的气氛。以后我读陶渊明的田园诗时，也能领略他描述的乡村风味。

童年的学习与家庭的传统

　　我五岁时，父亲决定让我去读小学一年级。我先去报考公立小学，考试题目很简单，每个学生都要写从1到50的阿拉伯数字。但我自作聪明，认为中国书法应从右到左写，因此我也从右到左写这些数字，结果考试不合格，上不了这间公立小学。于是，我到一间乡村小学上学，每天单程要走30多分钟。母亲坚持我带雨伞，由于我当时身材还小，带了雨伞就像一个冬菇，所以姐姐们叫我做“冬菇”。

　　当时的生活实在很苦，父亲去上课，母亲尽力去找手工做。找不到工作时，早上不知道晚上有没有吃的。妈妈有时去教会或救济机构拿到面条和面粉才能饱餐一顿。在元朗这五年间，我妹妹成琪和弟弟成栋相继出生，加上父亲的养女，一家十口。晚饭能够有肉食，就算是很幸运了。所以小时都希望过年，因为过年时总有鸡吃，但却不知道父亲是借钱来过年的。

　　家虽穷，但父亲每年岁末三十必祭祖，让我们记得祖父母们建立的家庭传统。这些经历与教诲，如同种子般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我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