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困顿与兼职的起点

　　Photo by Marek Studzinski on Unsplash，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2年2月号，张玲玲以她独特的笔触，在《告别之年》中描绘了一段关于青春、兼职与成长的深刻记忆。
“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那你想要什么？”这是《最后的断片》中的一句问话，却仿佛是对张玲玲那段青春岁月的精准注解。年轻，似乎总是与穷困相伴，每个月初生活费到账时的短暂宽裕，很快就会被月中的拮据和月底的捉襟见肘所取代。

　　那时的我，每天上课前都会在教学楼的告示栏前徘徊，寻找着各类兼职广告的身影，下课后再匆匆赶来确认，生怕这些信息被其他告示所覆盖。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有时数字是竖排的，A4纸下端被裁成细长的彩旗条，轻轻一撕，便揣进了口袋。然而，一个月内我面试了四个兼职，却都石沉大海，渐渐地，我开始怀疑，工作是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觉。

意外的机遇与兼职的面试

　　一个女友听闻了我的诉苦，给了我一个号码，说是一个公司或工作室的联系方式。当我准备存下这个号码时，才发现它早已躺在我的通讯录里，只是从未拨打过。某个夏日的傍晚，我犹豫再三，还是拨下了那十一位数字。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略带疲惫的声音，他告诉我有个工作机会，但要看情况。我追问是什么情况，他回答说是身高和长相。听到这里，我沉默了。他顿了顿，说：“明天下午四点在A楼一○三有个展会面试，你可以过来看看，记得带一张两寸照片。”

　　第二天下午，我踩着一双银色绑带细跟鞋走进了教室，看见了宋和几个男生坐在第一排。他坐在最右边，靠近过道，手里夹着一支黑色水笔，头发剃得很短，像发青的火苗，在一群人中显得格外突出。他让我靠墙站，脱去鞋子，转个圈儿面对他。我拒绝了脱鞋的要求，因为鞋跟有十公分高。他问我身高，我回答一米六三。他笑了笑，又指了指我的裙子，那是一件跟室友借来的浅黑牛仔短裙，侧袋镶满银色铆钉，上衣是一件印满玫瑰的半透明浅绿丝质罩衫。见我不回答，他又笑了，让我留下照片，说有消息会通知我。

兼职的背后与青春的抉择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似乎不是一个正常的兼职。他拿着那支笔，得意得像拿着一把枪，看你的样子就像你什么都没穿。大学里，确实会遇到那样的生意，而我们和那些往往也仅一步之遥。
一周之后，一个陌生号码打到了我的手机上，是他。他告诉我展会面试通过了，问我有没有时间。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学长参加了同乡联谊会，十点多我就知道手机丢了。回去后几乎一夜没睡，早上跑去发现室内狼藉一片，手机垫在圆木桌脚下，宝蓝翻盖已被压裂。我开机重启数次，发现毫无作用，不得不跟朋友借钱买了一部新的。

　　兼职是第二天早上，我想他很可能忘了我的长相，所以再确认了一次。那天参加面试的女孩很多，我出门时还有十多个在走廊里排队。我们沿着校外围墙走了一圈，他问了一些问题：出生地、读什么系、爱好等等。然后他说起自己，云南人，彝族和白族的混血，母亲是彝族和白族的混血，父亲则是上海知青。他的上海话讲得之流利，让我怀疑他所谓的彝白族混血不过给自己编造出一个不同寻常的身世。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有没有男友，我说有。他顿了一会儿，说不错。这时我反应过来，他对我有些兴趣，但不多，不至于想发展成正式关系。同时我也猜到，他应该和很多人保持联系，他有许多备选。

兼职的体验与青春的尾声

　　第二天早上，他开车来接我和其他几个女孩。我负责cos《死神》里的雏森桃，同届有丁贝莉。隔着很远的距离，我望见了她，穿着印有游戏标语的红白分体运动衫，面无表情地和一群女孩派送DM传单。没有比她更美丽的人了，我想。
展会持续了三天，每天回校后我都精疲力竭。结束后，宋给了我一只白色信封。我原先听闻一天六百，打开信封后发现远低于这个数。可能他拿掉了抽成，但这笔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还清了欠账，自己还剩下一些。

　　自从我们相识之后，在学校遇见他的次数变多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独自走路，有时身边站着几个女孩。我从未在课堂上见过宋，仿佛他的学习只是闲逛。钱很快花光了，展会早已结束，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兼职。那段青春，就这样在兼职与寻找兼职中悄然流逝，留下了无尽的回忆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