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新阶段考古工作揭秘

　　自2019年10月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携手多家权威机构，共同开启了三星堆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此次考古的核心聚焦于“聚落考古”与“社会考古”，因此，研究团队首先对1986年紧急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进行了深入的勘探与发掘。

　　2022年6月中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向全球公布了此次考古的最新突破与重大发现。这些新发现不仅让我们领略了古蜀文明的物质辉煌与精神世界，更揭示了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最后辉煌篇章。在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中，已出土编号文物近一万三千件，其中完整器物超过三千件，包括五百余根象牙、超过一千件的铜器，以及金器和玉器各五百余件。

出土文物：功能与性质的多元探索

　　这些出土文物中，部分大型铜器展现了多种功能与性质的融合。例如，二号坑出土的Ⅱ号青铜神树，其主要功能为场景搭设，但枝头所立的鸟象征太阳，已成为被祭祀的对象。树座上跪着的三个小人像，无疑代表了祭祀活动的参与者。树干和树枝上的玉璧形构件，或许属于祭品一类。

　　八号坑新出的顶尊曲身鸟足铜人像，整体为祭祀场景搭设，但头上所顶之尊为盛放祭品的容器，人像本身可能是祭祀活动的主持者或参与者。其眼珠外凸、面具狰狞、身体造型夸张，甚至可能是被祭祀者。这些器物作为“国之重器”，不仅体现了祭祀活动的重要性，也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

铜器艺术：从大到小，从规整到奇幻

　　铜器是此次考古发现中的一大亮点。从三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面具，宽超过1.3米，高超过0.7米，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青铜面具；到五号坑出土的精细雕刻，线条清晰，最细者宽仅0.03毫米；再到八号坑发现的与现实生活花盆无异的铜盆；以及七号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整体形似担架，主体部分呈长方形，两端伸出四个把手，末端铸造成龙头形象，主体部分外表为铜质，呈网格状，中间夹着一块可有限活动的椭圆形玉板，玉板表面覆盖丝绸。这些器物无论是造型还是铸造的复杂程度，均前所未见。

人物类铜器：写实与脸谱化的交融

　　新出土的人物类铜器，尽管总体上属于写实风格，但无论是身体结构还是面部特征，都明显脱离了现实而脸谱化。然而，四号坑出土的三件扭头跪坐铜人像却是个例外。它们整体造型稳定，人物双膝及双脚着地，着力点较多，上身挺直，头向身体右侧微扭，双手呈半合十状置于左胸前，一左一右形成平衡。

　　人像细部特征十分写实，面部特征自不用说，不见青铜人头像、面具呈现的脸谱化面容，四肢细节尤甚。手指关节的凹窝、尺骨下端凸起、脚踝、脚趾等展示得淋漓尽致，四肢肌肉突出，线条十分柔美，抓地使劲的状态呼之欲出。这三件人像应该是一件铜器的三个支脚，其与铜器本体的联系主要通过“怒发冲冠”的头发来实现，将铜器的实际用途与人像身体部位巧妙融为一体。

三星堆考古：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不仅惊艳了世界，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添了实证。任何地域文明都离不开文明母体的滋养，三星堆文明并非无源之水，而是自成体系、传承有序。考古成果证明，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能找到与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

　　同时，三星堆呈现出以地域特征为主的多元文化面貌，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借鉴，又发展创新。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都对三星堆文化产生过影响。尽管目前“祭祀坑”中出土的文物尚有待进一步科学解释，但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已在科学研究的逐步推进中日渐清晰。

三星堆走向世界：文明对话的新篇章

　　自1993年首次走出国门、亮相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以来，三星堆文物至今已“走过”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观者达300万人次。在引发无数赞叹的同时，也激发起世界各地对古蜀文明及中华文明的一次又一次探寻。

　　日前出炉的《2021年度全国博物馆（展览）年度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显示，三星堆博物馆高居全国博物馆海外综合影响力排名前10位。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超2000万海外网民“云参观”三星堆文物，三星堆在海外绽放出独特魅力。一次次海外展出、一次次“云端”亮相，已经成为中华文明与异域观众在世界语境下的直观式、开放式文明对话。

　　三星堆考古发现，重构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图景，让世人认识到，在中原的商周文明之外，长江上游同时存在着一个独具特色、可以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相媲美的区域性文明。同时，三星堆考古成果还为世界欣赏东方文明、探索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和科学研究的推进，三星堆之谜将一步步揭开，世界或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有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