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的多元构成与身份界定

　　在晚清社会的复杂架构中，“士绅”一词承载着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多重身份，它不仅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标签，更是理解当时社会结构的关键。清朝时期，成为“绅”的主要途径虽以科举为尊，获得生员以上功名而未入仕者被视为“正途”绅士，但实际路径更为多元。曾任实缺的官员，因致仕、守制等原因返乡，既被视为“官”也兼“绅”；官员的父祖辈通过封赠获得散阶，或因军功、劳绩保举获得官衔者，同样跻身士绅之列。尤其太平天国战争后，捐例盛行，捐监生、捐官衔成为进入士绅阶层的快捷方式，使得这一群体愈发庞大。

　　对于“士绅”的定义，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瞿同祖基于清朝权威文献，将“绅”界定为政府官员，“士”则指有功名或学衔而未入仕者。然而，在杜凤治的几百万字日记中，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官员，似乎并不严格区分“士”与“绅”，而是将乡村中下层的“士”统一称为“绅”或“绅士”，即便他们是捐纳的监生、佐杂。这反映出，在晚清社会，“绅”的概念已超越传统“缙绅”的范畴，所有拥有功名、职衔者，无论是否补缺任职，均被视为“绅”，并自我认同为这一身份。

士绅阶层的膨胀与捐纳制度的泛滥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清代广州府的士绅阶层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据估算，战争前正途科举绅士人数为7111人，而战后因学额增加，文生员增至7266人，加上武生员，总数超过万人。与此同时，捐纳制度的泛滥使得通过捐纳获得监生功名者激增，仅咸丰前期几次“捐生”助饷的记录，就估算出约11000人通过此途径进入士绅阶层。

　　捐纳价格的一再打折，使得取得功名、职衔的实际费用大幅降低。公开规定中，由监生、附生捐贡生需银144两，而实际价格往往仅为原规定的几分之一，甚至不到十分之一。保举顶戴、职衔同样泛滥，如罗定州因平定天地会戴永英一事，保五品者不下八九十名，五品以下者更是数以百计。杜凤治在日记中感叹：“近年功令宽，十余金即捐一监生，故不成器人皆充绅士。”

士绅阶层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差异

　　在晚清广东，士绅阶层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差异显著。一方面，如籍尚书罗惇衍、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等大绅，凭借其显赫的地位与财富，对地方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乡镇中的士绅则多以生员、捐贡、捐监及捐职为主，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杜凤治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各地勘查时遇到的士绅情况。如在四会县沙塘勘查坟地纠纷时，就地绅士约二十余人，梁姓高要、四会两邑亦十余人，迎上跪接者皆绅士，两边约四五十人。每到一处乡镇，他都会逐一记下来迎者的姓名、功名、职衔，往往一个乡镇就有一二十名绅士。这些士绅中，既有正途出身的举人、进士，也有捐纳而来的监生、职衔持有者。

士绅阶层的真实与虚幻：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晚清社会，“绅”的门槛降低与捐纳制度的泛滥，使得士绅阶层的身份认同变得复杂而模糊。一方面，许多庶民因“军功”“助饷”等原因获得职衔、顶戴，自视为士绅；另一方面，乡镇中的“绅”当中肯定有不少是冒牌的，他们本人也未必清楚自己的士绅身份是真是假。杜凤治在日记中提到，有些人在捐纳或购买印照时可能被骗，导致身份不明。

　　此外，“耆民”作为与士绅阶层相近的群体，其身份认定同样存在模糊地带。按制度，并非但凡年老就自然成为“耆民”，而是需要州县推举并在上司衙门备案。然而，手续并不严格，使得“耆民”在州县官眼里与下层士绅基本相当。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反映了晚清社会阶层流动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