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已近“晚清”未晚之际——论曾纪泽的西学知识结构与域外诗创作作者简介罗时进，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科联委员、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敬文书院院长等。现任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唐诗之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唐代文学卷》（第三版）副主编、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江苏省江南文脉研究工程学术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出版《唐诗演进论》《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研究成果获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摘要：曾纪泽出生于湖湘世家大族，学问淹博，且具有良好的西学知识结构。作为郭嵩焘之继任者，他前后八年驻节英法等国，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域外诗歌，包括纪程记事、写景咏物、寄思怀人等作品，历来较少为学界注意，然而置于“近代已近”“晚清未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其特殊的文学和社会学价值。他在出使前赠送外国人士的中西合璧诗，是近代诗史上一种有意味的尝试性写作；出使后创作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及画狮子题诗，与近代民族主义“醒狮”论的产生具有密切关联，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典型事件，影响甚巨，应予充分的关注和研究。关键词：曾纪泽；西学知识结构；出使西欧诗；醒狮论；典型文学事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5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长江文化研究”专项课题“长江文化的内涵、特征与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1CJB001）的阶段性成果。引用格式：罗时进.在“近代”已近“晚清”未晚之际——论曾纪泽的西学知识结构与域外诗创作[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132-143.目录/contents一、引言二、中体西用：曾纪泽的西学知识结构三、文轨殊风：曾纪泽的西洋出使诗四、近代事件：曾纪泽的中英“合璧诗”与“合作文”一、引言何谓近代，何谓晚清？如何界定其概念，确定起讫时间，在史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相关的问题是，何谓近代文学、何谓晚清文学？在文学研究界，其实也正处于讨论的“进行时”。但无论怎样界定概念、确认起讫，都应该看到近代或晚清的历史和文学史具有复杂的演变过程，反映在不同的阶段中。各个阶段的发展状况与特质并不相同，应进入过程内部，进行对应的、据实的研究。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两次鸦片战争发生与甲午战争爆发对近代或晚清而言，无论在国家层面或世人心态上，影响并不相同。与此相关，从1840年至1911年实际存在一个“近代已近”“晚清未晚”的“中间时期”。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已经发生，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尚未真正到来之际。涉及国家利益的坚守与退让、价值观念的新变与固封，皆处于错综复杂的冲突纠葛之中，可谓“危机”之“危”与“机”俱在。如果要为这个“中间时期”寻找一个历史的起始和终结点的话，那么或许以辛酉政变发生（1861年）至甲午之战爆发（1894年）较为适宜。同治中兴显示出国家治理的一些积极气象，洋务运动开始兴起，维新思想初步萌生，更当注意的是，“天朝君临万国”的观念被改变，清代朝贡式的国际关系体系开始瓦解，《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不断传播，形成了“此诚当今有用之书”，“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的认识，从朝廷到士阶层的“天下观”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而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其后《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朝廷在客观和主观上都必须面对一系列国际关系问题，外交体制不得不走向近代化进程。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成为外交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曾纪泽（1839—1890）为郭嵩焘之继任者，先后八年驻节英、法、俄，这是他仕宦生涯最重要的经历。此际他创作了一定数量的涉外诗歌作品，历来较少为学界注意，然而置于“近代已近”“晚清未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其某种文学和社会学价值，在近代诗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二、中体西用：曾纪泽的西学知识结构如果说郭嵩焘堪称第一代派往西方的驻外使节的话，那么曾纪泽则属于第二代出使西方之国臣。与先辈郭氏相比，或与同时代驻外群体相比，曾纪泽在西学知识结构方面，颇有胜出之处。这里需要说明，对洋务重要性的认知与西学体认不是等同的概念。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奏疏中提出：“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弊，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而惟任将及出使各国，必国人公推以重其选。”此可谓站在时代前列的开明、先进之论。洋务派内部“知彼而制夷”的看法中有不少真知灼见，惜乎包括郭嵩焘自己，对西方文化知识的了解都较为有限，尤其对西方语言更是大多不识不通。这是历史带来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局限，唯其如此，尤感曾纪泽初步形成西学知识结构之可贵。曾纪泽，这位曾国藩精心培养之子对西学知识的重视，缘于时事而得益于家庭影响。众所周知，曾国藩是筹办洋务的倡导者和操持者，正是在这一开天荒的重大实践中，他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而师夷之长之智，必须克服语言障碍。“翻译之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同治六年（1867）冬，翻译馆开始筹建——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翻译馆与印书处——翌年六月正式开馆，聘请了熟悉科学技术的国内学者和部分外国学者为该馆主要译员，同治八年（1869）翻译馆与上海广方言馆合并。自开馆至清末，共翻译了200多部外国著作，足为其时翻译界半壁江山。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又奉命选派少年出国留学，这对当时“开眼看世界”以及后来真正了解、认识世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显然，与以往家族文化精神传承相比，曾纪泽所接受的内容已超出了传统范畴，也超越了他青少年时代的境界。曾纪泽对于西学之用与兴办洋务的认识，可以说是曾国藩论说与实践的自觉趋归，其《日记》有云：此则中国无穷之忧，非特一时之患而已。故所谓自强者，不在于行伍之整齐，器甲之坚利，而在于得人。所谓得人者，当得忠孝气节之士，而复能留意于外国语言文字、风土人情者。是在平时搜访而乐育之，然后临事能收其效耳。曾国藩和当时改良派、洋务派都强调中体西用，即以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为本，辅以西方各国技艺以为国家富强之道。曾纪泽亦承此观念，具体到语言文化，他认为：“考求各国语言文字，诚亦吾儒所宜从事，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今之学者，不耻不知，顾且为虚骄夸大之辞以自文饰。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樽俎之材而用之，则将降而求诸庸俗驵侩之间，诗书礼义无问焉，唯货利是视，其于交际之宜，措施之方，庸有当乎！抑或专攻西学，不通华文，鉴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性情，无以异于西域之人，则其无益于国事亦相侔耳。”说到底，当朝廷需要西学人材时，“吾儒”当勠力治其学，不应以异文化而推诿，更不能以艰难而畏缩。但西学乃在于用，诗书礼仪、伦理纲常之传统乃为本。失其本，西学至于专精之境，亦无益于国事。这段“吾儒”之论，可见其醇儒心性，在“近代已近”“晚清未晚”之时，实可金针度人。由此亦可知，曾纪泽的西学知识，是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上的，而作为一种知识结构，则包括语言文化、科学技术、制度礼仪，以及广义的西方文明。曾纪泽在出使前，通过阅读西学书籍，初步了解相关西方科技及文化常识。所阅读的译著主要是其父曾国藩所建立的上海翻译学馆与美国人丁韪良主持的北京同人馆所出版者。据统计，他曾阅读揣摩的数学、物理、化学、工学、天文地理学、医学类著作有近四十本。军事学类译著亦足以引起他的兴趣，所阅有《防海新论》《轮船布阵》《攻守炮法》《营垒图说》等十多本。国际法律、政治、外交类译著是其了解世界的窗口，所阅有《富民策》《俄国史略》《万国律例》《公法千章》《条约类编》《西国近事汇编》《通商章程》《出使章程》等。另外当时上海刊行的《中外杂志》《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之类报刊，都是其日常读物；至于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斌椿的《乘槎笔记》、刘锡鸿的《英轺私记》等，则为其反复研习之著作。大量译著的阅览研探以及对国内关于西方时事记载、报道的关注，使曾纪泽西学知识大为增进。不止于阅读，曾纪泽在观摩、考察西器方面亦足竭力。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曾国藩奏调精通算学且熟习洋器的无锡华蘅芳等人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对购自外国的火轮船进行仿制。曾纪泽于同治二年（1863）即来安庆督署侍父，见识了机动火轮船、洋式枪炮等诸多近代器物。之后曾纪泽自己也备置了所能收集的西方器物，其日记中屡见“饭后刘毅斋等来，以电气匣、夜镜、八音合等物示之良久”，“席散后看显微镜良久，归已曛黑”的情景。纪泽诗集中所存出使英伦前咏西器之作不多，然《火轮船》诗值得一读：湿雾浓烟障碧空，奔鲸破浪不乘风。万钧金铁双轮里，千里江山一瞬中。岛屿羁氓成仆隶，梯航奇局辟鸿濛。中原指顾歼群盗，借汝扬声东海东。同治二年末，安庆军械所的第一艘汽轮机船制造成功，后来命名为“黄鹄”号，试航船速可达每小时四十里，颇见成效，曾用于湘军的运输和护航。此诗作于同治四年，所谓“奔鲸破浪不乘风”“千里江山一瞬中”为夸张之语，但处于自然经济生产力和落后的手工业制造水平的历史现实中，诗人称“岛屿羁氓成仆隶，梯航奇局辟鸿濛”，其惊艳和骄傲是真实情感的流露。指顾歼盗、扬声东海，全诗结语意气高昂。曾国藩读后批点曰：“有轩昂跌宕之致”，道出其风神所在。正是在安庆期间，曾纪泽结识了无锡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以及曾国藩幕下容闳等人。他们都有一定的英文功底，容闳更是首批留美学生，咸丰四年（1854）毕业于耶鲁学院。在与之接触中，他敏锐地感受到掌握西方语言的意义。同治九年（1870），查办“天津教案”结束后的曾国藩收到纪泽来信：“男近年每思学问之道，因者难传而创者易名，将来欲拼弃一二年工夫，专学西语西文。学之既成，取其不传之秘书，悉译其精华，察其各国之强弱、情伪而离合之，此于词章、经济似皆有益也。”这可以看作他学习西语西文心志的正式形成。曾纪泽在同治十年（1871）九月廿四日的日记中记录：“二更后看外国字典良久。”此系其首次记录学习英语的情况。同治十一年曾国藩辞世，守制居家期间，纪泽攻习西语西文益勤，主要通过自学《英华字典》《英话正音》《韦氏大字典》等书籍入门探径。没有精通英文者指导发音，便利用传统的小学训读知识，试为注音，力求会通。美国人何天爵在其回忆录中曾记载：“他（曾纪泽）仅仅借助一本《圣经》，一本《韦氏大词典》，一本华兹（Watts）的作品，一本《赞美诗选》（Select Hymns）和一些习字本，花费了几乎三年的时间努力自学英语。”与英国人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的交往对曾纪泽西文水平提高应有所帮助，同时他不断扩大西语工具书和西文书籍的阅读范围，除了《英话正音》《英华字典》外，开始阅读《自迩集》《英语韵编》《罗斌逊日记》（《鲁滨逊日记》）《罗马史记》等书籍，并尝试短句翻译练习。至出使前，他已大致具备了一定的英文读写能力。《曾纪泽日记》记载的两次觐见太后的对话记录，曾提及其英语水平：光绪三年七月十六日：问：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对：奴才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奴才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奴才还不能全懂。光绪四年八月廿八日：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曾纪泽自谓“略识英文，略通英语”有客观性，也有谦谨意，但无论如何在当时朝臣中已属极为难得。应当看到，他是将英文的掌握纳入其西学知识结构中的，更进一步说，是一种鸿谋远图的知识准备。吴汝纶《送曾袭侯入觐序》称：“自太傅（按，即曾国藩）在时，已尝潜讨天下之变，求所康济之，又益通究之四夷之学。”俞樾《曾惠敏公墓志铭》亦赞曰：“同治以来，与泰西互市，中外之事益繁，公遂精习西国语言文字，讲论天算之学，访求制器之法。海外诸大洲，地形国俗，鳞罗布列，如指诸掌。”如此之论，诚非虚誉。三、文轨殊风：曾纪泽的西洋出使诗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顺治五年（1648）期间，欧洲爆发了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史有“三十年战争”之谓。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为结束标志，这是欧洲中世纪与近代史之交的第一个多边条约。因其具有国际法之源的意义，这场原本与古老中国毫无关系的战争及其《和约》却对清王朝产生了实际影响。欧洲告别中世纪后，探险和侵略的范围不断扩展。“他们用舰载大炮和带滑膛枪的士兵”，去肩负改变新大陆政治和经济平衡的使命。1840年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清廷接受所谓国际法，包括《天津条约》要求派驻公使和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都是欧洲以霸权势力“夺取并保持着主动权，直到渐渐地但不可抗拒地上升为世界各地的主人”企图的一个部分。但客观而论，评价《天津条约》签订的不平等性和对清廷的屈辱性，与评价郭嵩焘、曾纪泽等公使出洋观察、了解世界而形成启蒙思想，及其他们增进主权国意识、秉持民族立场所做出的努力，既要联系起来，又要有所区别。同时，从清代诗史发展的视角来看，公使诗或出使群体诗，是一种具有典型文学事件意义的作品，在近代诗史中别为一大宗，应予特别关注和研究。而曾纪泽处于“近代已近”“晚清未晚”之际的诗歌创作，尤有某种特别的价值。曾纪泽光绪四年（1878）出使前，于八月二十八日朝见太后有言：“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应该说，其“徐图自强，乃能为济”的看法是清醒的。光绪元年（1875）年末，陈兰彬以太常寺卿身份出使美国、西班牙等国，曾纪泽有《送陈荔秋太常使西班牙诸国》诗云：“词曹礼寺总声名，午夜卿云拥使星。万古奇文增旧史，四方专对仗遗经。龙章越海颁西域，鹏翼培风起北冥。谈笑三年勋绩蒇，归来吾与酌湘醽。”可以看出，对“使星”所赋予的意义，纪泽是深为理解的。“龙章越海颁西域”为明清时代出使者的陈词，但这种格式化句式中蕴含的国家意识，已潜移默化于曾氏心性。纪泽出使诗的内容大致有纪程记事、写景咏物、寄思怀人三类，总百余首。论其体，仍为长期文化养成而习惯使用的旧体，以律诗为多；而其内容、气度自有某种新的表现。兹以部分作品略述之。（一）纪程记事诗光绪四年（1878）初冬，曾纪泽启程赴任英国，船泊红海处，望海水浩莽，顿生感慨，作《十一月晦日泊红海尽处，登舵楼乘凉，见舟人所蓄白鹇，口占一律，己卯元日补录之》：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窍，始信昆仑别有山。朔雪任回温带热，南薰不转鬓毛斑。女床丹穴寻鸾凤，却见雕笼养白鹇。从《曾纪泽诗•己集》排列顺序看，这是其出使过程开始后写作的第一首诗。眼中是一个全新的大千世界，这个混沌的天地使人相信传说中的“昆仑别有山”并非虚妄。由“尧樽倾北斗，舜乐动南薰”的传统文化长期熏陶的一代使臣，即将领略寰球东西大自然的变化，此时诗人颇有等闲视心态。光绪四年冬他抵达欧洲大陆，即作《山行》诗：禹迹江河万古留，史详华夏略穷陬。秦皇无术求三岛，邹衍凭空撰九州。南北自教鹏运海，古今非复貉同丘。望洋向若嗟何补，且遇青山汗漫游。诗人深深感慨于国史中详细记载华夏文明的历程，但对“穷陬”之远方各国略无所知，有关“三岛”“九州”的撰写实出于想象。“南北”句从空间而论，“古今”句从时间而论——在历史的时空中，诗人内心的嗟叹感超出新奇感。然而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纪泽保持着国体意识和民族尊严。《戊寅腊月至法兰西国，谒其君长，授受国书，慰劳良厚，颂及先人，退为此诗》云：“圣泽覃敷大九州，冠裳万国荷天休。笼闲白雉陈螭陛，旗绣青龙照蜃楼。阆苑风随仙露重，敕书香带御烟浮。从来忠信行蛮貉，莫讶戎王问故侯。”此事在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十八日日记中记载：“宫门外陈兵一队，奏笳鼓军乐以迓客。余入其便殿，三鞠躬而进。伯理玺向门立待，亦免冠鞠躬。余手捧国书，宣读诵词，葛士奇侍立余旁，以法文再为宣读。伯理玺手受国书，答词既毕，慰劳甚殷，颂及先人。礼毕，鞠躬退出，仪文甚简而肃。”首尾两联中“圣泽覃敷”体现国体之尊，“从来忠信”述家风，仍然归结于对儒学传统的信念，曾氏家风与荣耀，非纪泽之私誉，而具有国家声誉之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廷选派纪泽驻节英、法、俄，倒是极为合适的。曾纪泽作为郭嵩焘驻节欧洲的继任者，深知“郭筠仙丈，在欧洲甚得欧人敬重”，“吾之才又远出筠仙丈之下，承兹艰巨，实非其选。清夜自思，悚惧滋甚”。在其八年的出使生涯中，承担之事最艰巨者为光绪六年（1880）与俄罗斯进行关于伊犁领土等问题的谈判，欲索回侵占。试读其《杂感五首》其五：作对长鲸集海东，怪云腥雾掩晴空。六弢金版都陈策，五楘梁辀备讨戎。但愿奇功归谢傅，自甘无识似恒冲。澶渊一掷诚孤注，莫怪南箕荧帝聪。同治后期，沙俄野蛮侵占天山西北伊犁等地区，左宗棠此际率军拟决战收复失地。光绪四年（1878）朝廷派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崇厚前往圣彼得堡，次年三月中俄谈判，沙俄无理强求清廷须答应通商、赔款、重新划界，否则不能交还伊犁。崇厚在沙俄胁迫下未经奏请朝廷同意，竟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朝野舆论哗然。光绪六年（1880）清廷亟派纪泽前往圣彼得堡重新谈判，希冀改签条约以收回伊犁，《杂感五首》即缘此而作。首写当时险怪形势，次述左宗棠足智坚实的备战之功，最后表达愿效当年寇准主持下的澶渊之盟，寸土不让而止戈。光绪七年（1881），谈判取得成功，历史成就了这位具有强烈主权意识、不畏强权且具智慧的外交家。虽未臻全胜，留下遗憾，但其折冲樽俎，虎口索食，收回伊犁，已彰显国权意志，足可载入中国外交史册。光绪九年（1883），即成功收回伊犁后的第三年，曾纪泽以公使身份应邀参加俄皇加冕之典，马格里同往，其间邀纪泽一同登山，纪泽以诗纪行，作《清臣约登南山俯瞰木司姑城，应之而不果行，为此诗》：穷荒亦有好峰峦，蹑屐搘筇忽艰难。平昔漫夸腰脚健，早衰不仅鬓毛残。老之将至一弹指，逝者如斯双转丸。归去衡山千障叠，敝庐也在翠云端。清臣，即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其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咸丰八年（1858）作为军医参加侵华，后辞去职务，改籍中国，曾入淮军，为表示忠于清廷，取字清臣。光绪二年（1876）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在纪泽驻节期间一直担任驻英使馆参赞。“木司姑城”，即莫斯科。若非题中点明地址，仅凭“穷荒”一语，很难看出此诗为域外之作。“好峰峦”与“忽艰难”形成情感起伏跌宕；“腰脚健”与“鬓毛残”亦有转笔对映意涵，颇耐品味。后四句为古人叹老思归套语，预示其出使生涯即将告一段落，作为个人生命历程的记载，不失实录意义。（二）写景咏物诗出使八年，西洋殊风异俗尽收眼底，成为曾纪泽诗歌写作的重要题材。对近代初出使西欧的一代士人来说，比较中西异同是以观察、了解、分析其“异”为起点的，故新、奇、怪往往是他们最直观的感受。如《异俗》诗云：讨论寒冰一夏虫，渐从文轨辨殊风。夜兴夙寐民称便，女倨男恭礼所崇。偶有朔朝逢月满，或瞻南极认天中。惟馀一物终难贬，囊有黄金处处通。文轨殊风几同寒冰夏虫了：国人习惯于夙兴夜寐，而西人夜生活极为活跃；中国数千年礼制沿袭男尊女卑的传统，而西方却崇尚女权，女倨而男恭；当自然天象出现奇异变化时，西人不持灾异观，而从天文学视域论之。诗之结语写中西所同乃在金钱的价值方面，“囊有黄金处处通”句，几如白话的笔墨中有一份幽默感在，读来意趣盎然。与“偶有朔朝逢月满”相比，圣彼得堡仲秋时节的月下风物给予诗人更深的印象。《八月十五日夜森比德堡对月》云：祆庙园楼百仞高，梵钟清夜吼蒲牢。见闻是处驼生背，官职无名马有曹。明镜喜人增白发，奚囊搜句到红毛。冰轮何事摇沧海，去作长天万顷涛。诗有《引》语云：“森比德堡为鄂罗思国所都，地濒北海。良天佳节，月明云散。是日国人顶礼祆神，钟声四起。耳目所触，感慨丛生。酒后成章，质诸寮友。西人谓海潮为月力吸引，结句采用其说，或者为后来诗人增一故实耶？”此诗作于光绪六年（1880）八月十五中秋之夜。八月十四日，曾纪泽至外部署尚书热梅尼处，请其电奏俄皇，留布策在俄协议改约，良久乃得允奏。这是谈判序幕开启之际，团圆佳节，身处异国，诗人不胜感慨。天主教堂漾出的梵钟声，“少所见，多所怪，睹馲驼，言马肿背”（《弘明集》）之种种，体现出异域时空的陌生感。结束处突发奇思，用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解释海潮，自有特殊意味，将内心深处对此次“待凭口舌巩河山”外交活动的期待，表达得极为含蓄。文会雅集，乃文人雅性习惯。驻节国外期间他与出使僚友亦同结诗社，例为拈韵作诗之举。然所咏之物每为西洋之景，如《维多利亚花》：玉井莲花十丈青，奇葩终古不凋零。长梯摘实来西域，太华腾光照北冥。圣瑞虽非尧历荚，霸图犹兆楚江萍。藐姑仙子如冰雪，肇锡嘉名比德馨。其诗小引云：“欧罗巴人喜为汗漫游，得无人迹荒洲孤屿，或异种草木鸟兽，则以始见之人名谥地与物。英吉利有游阿美利加洲者，睹奇花产泽中，花大如车轮，叶周十丈许，为其博大清妍，特异凡卉，乃以英国女主之名名焉。僚友初结诗社，赋兹花，余亦同作。”同僚陈松生另作咏花诗，纪泽又作《松生赋维多利亚花诗甚佳，效其体复作一首》：“自腾光焰照狉獉，渐列祯祥比凤麟。桂府仙娥离皓魄，蓉城旧主降红尘。品香兰合称王者，论艳蕉犹号美人。收取园林名贵气，乘时并作一家春。”与前首社集诗相比，与松生的唱和之作潇洒了许多。同样取典于古人，以月中桂树和蜀国芙蓉为喻，比玉井莲花、藐姑仙子之譬胜出一段，自然鬯舒中显示出一种雍容气度。在纪泽欧洲即景之作中，咏牡丹花诗值得一读。《后园牡丹盛开，内人索诗，口占一律，兼示康侯》云：“魏紫姚黄各世家，偶传苗裔到天涯。小园春去鸟千啭，闲舍昼长蜂两衙。脉脉含情邀夜月，翩翩作态映朝霞。故乡松桂闲无主，却恋穷荒富贵花。”此诗写于光绪七年（1881）春，其时完成了《里瓦几亚条约》改签国务，返回伦敦后不久，后园牡丹盛开，纪泽携夫人刘氏观赏后院牡丹，见国花盛开于异国，颇感喜悦，字里行间透出未辱使命的欣慰。可谓声音之道与政通，“诗者，道性情之物也；政者，达性情之事也。理一己之性，以理千万人之性；平一己之情，以平千万人之情。……此岂俗吏之所能为？又岂寻常吟风弄月者之所能为哉？”纪泽在欧洲自然饱经四海离奇之事，但并未像黄遵宪等使臣，用大量笔墨加以记述，以新语汇写新事物，反而每见新景奇观，多以古代传统意象比附，表现出浓厚的中国文化情结。这或许与他较早接触并研究西学有关，“机器百千万种，中国历年所购，皆已具体而微，前在金陵、上海、天津各局已屡见之。”“火琯飚轮不驻驰，周流八极已无奇。”故身在欧洲，诗歌所表现的现场感似乎仍在故国乡园。（三）寄思怀人诗也许正出于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纪泽在欧洲既注意考察西洋文化、风俗习惯、制度礼仪，亦留心所藏中国书籍。其心眷家国，魂系亲友，故域外诗作中寄思和怀人之作为数可观，且多见佳构。缉园是纪泽的灵府，是其海外寄思最倾注深情之地。在光绪四年（1878）赴欧洲途中，即作《缉园》，谓“游经海上三神岛，踏尽天涯一短筇。尽有名山凝妙气，何如鸟鹤最高峰。”在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后，建有鸟鹤楼，曾氏家人以为家族象征。抵达西洋后，开始了外交生涯，故园仍魂牵梦萦，其有《梦归缉园成一律，觉易数字，录存之》云：“缉园闲地苦无多，亭榭参差碧涧阿。一面衡山当户牖，数椽邻屋绕坡陀。小桥止水通流水，连沼红荷间白荷。林密渊深鱼鸟乐，莫贪香饵恋新囮。”在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逝世后纪泽守制多年，曾对家族故居尤其是缉园加以修建。这首诗为缉园绘景，述其地理位置与园苑景观，山水相映，亭榭参差，小桥流水，莲荷间色，无富贵奢侈之气，有清嘉幽美之雅。篇末以林密渊深、莫贪香饵自警，真气孤标中显出高远意境。缉园中建筑包括八本堂、求阙斋、思云馆、无慢室、望益廑、归朴斋、梦瞻庐、渊默雷声馆、存朴亭、凝芳榭，可谓十景，纪泽曾经写作《缉园十首》组诗，道尽思念之情。《求阙斋》为其二：肥甘适口过生灾，护惜时花在半开。月不长圆天尚尔，斋名求阙意深哉。光明下济谦常福，名位兼隆患所胎。面命手携彝训在，好镌钟鼎伴云雷。十景之名俱有出典，求阙斋乃曾国藩自署书斋名。其《求阙斋记》尝云：“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骢恒，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将守吾阙者焉。”此为防盈戒满、防奢制欲之箴言，足为垂世家训。纪泽于光绪二年（1876）正月十三日在日记记载：“夜饭后，模拟文正公字体，作‘求阙斋’三字，将照映拓大以为匾额。”出使西洋，纪泽声誉颇隆，屡有晋阶，此诗以“月不长圆天尚尔，斋名求阙意深哉”深诫自我，其义已超出思念故园，缅怀先考了。出使期间，纪泽所作怀人诗颇多。其中光绪七年（1881）《怀人八首》分咏先辈同道，颇有意味。所怀者依次为李眉生、李申夫、贺云舲、郭筠仙、欧阳健飞、王壬秋、余佐卿、刘伯固。每首皆宏鬯尔雅，意渺情深。如怀贺云舲诗：“深谷为陵海有桑，眼中不见贺鄱阳。迢迢四万五千里，扰扰东西南北方。梦里有时谈律度，书来相与较宫商。何年湘水衡云曲，我拨鹍弦君鼓簧。”怀刘伯固诗：“美人遗我忘忧萱，何以酬之药石言。龙尾不嫌终皂帽，凤毛岂定在朱门。晴云秋月尘难染，玉尺冰壶品自尊。澄澈侣鸥亭下水，令人知有醴泉源。”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邦怀思所敬、所友者，将巨大的时空间距化为尺幅，与一般怀人诗相比，可谓迥异其趣；而才笔秀逸，更有他人难企之境。出使八年，有身边亲友辞世，又接连收到国内家人的讣闻，纪泽多有哀悼之作。光绪七年（1881）五月初八，纪泽接到侄儿广铨电报，闻弟纪鸿病逝于三月十五日，疾书《哭栗諴弟》云：题彼脊令飞且鸣，日歌斯迈月斯征。愧余懒惰真无匹，仗汝腾骞绍所生。文字失权鸾翮铩，家门不幸凤楼倾。世无宣圣知颜子，好学谁传死后名。埋头典籍撷菁华，知也无涯生有涯。百炼精刚熔紫电，九还伏火养丹砂。爻占虎豹大人变，岁在龙蛇贤者嗟。慧业沦亡糟魄在，一编算草蔚成家。纪鸿乃纪泽唯一胞弟，自幼秉承庭训，且对西方近代科学兴趣浓厚，精于算术，著有《圜率考真》《对数详解》《粟布演草》《宏贲斋经解》等，是中国近代知名数学家，卒时年仅三十四岁。其英年早逝，令兄长痛曷可言。“题彼脊令飞且鸣，日歌斯迈月斯征”，见昆仲情深，悲哀无限。诗人称誉胞弟百炼精刚、九还伏火终致慧业精魄永存世间，哀颂情辞至为感人。光绪七年（1881）纪泽连遭家门不幸。三月十五日纪鸿捐馆后，五月初八其四妹纪纯弃世；同年十月初十，二妹纪耀也因病而卒。纪耀幼年配陈源衮次子陈松生，同治元年（1862）三月完婚，光绪四年（1878）偕松生随纪泽出使海外。她难以适应域外生活，加之本来羸弱多病，三十九岁卒于巴黎。光绪十年（1884）陈松生也积劳颓瘁，病入膏肓，最终不治而亡。其间还有从弟符卿、思臣及友人余佐卿相继去世。这接踵而至的噩耗，对纪泽岂止于哀伤，“集木临渊忧未已，苍天歼我百夫防”；“人亡邦瘁天何意，欲借巫咸问九阍”，天地不仁，简直令其惶恐无已了。纪泽的域外诗，所谓文轨殊风，包含着放眼西洋风物的异量书写，履行外交使命的忠诚记录，商讨对外方略的观念陈述，参与文会社集的风雅唱和；同时有怀人的远赠，哀伤的悼亡，既具重要的历史价值，亦有特殊的抒情意义。四、近代事件：曾纪泽的中英“合璧诗”与“合作文”研究曾纪泽及其诗歌创作，必然涉及近代历史、近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醒狮论。在近代史研究中，醒狮论是一个重要学案，而对近代诗史研究而言，亦为一重要诗案。尽管纪泽有关“狮子”题材的作品并非写于欧洲，但《画狮子》诗则与他奉使驻节活动密切相关，故一并研究实有必要。要厘清醒狮论是否与曾纪泽有关，尚需先讨论他的题画诗、题扇诗、中外合璧诗诸问题。这些话题似乎与醒狮论有一定间距，实际上正是沿坡讨源必经之途。纪泽自幼不喜研习八股文，甚至不愿走科举晋身之途，曾国藩竟予应允：“尔既无志于功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吟诗作字，以陶冶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故纪泽早年即勤于吟诵写诗，同治十年（1871）以前所作，曾国藩皆阅批指授。纪泽精于绘画，亦喜作题画诗，今存第一首题画诗为《题张铸庵邑侯树萱种竹图小像》，其父批点：“尚无俗句，然题图诗总宜少作。”显然不予鼓励，然纪泽我行我素，乐此不疲，后有《题尹金阳苍茫独立图》诗再呈父亲，幸得批点“傲岸不群”四字，这或对其后大量写作题画诗具有激励之效，而绘画与题画诗在纪泽中外交流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早期具备了一定的英语读写基础后，纪泽开始创作中英双语诗赠送外国人士。此类诗歌作品时称合璧诗，或英华合璧诗，或中西合璧诗。《日记》记述甚详，如光绪三年六月初八，“作英华合璧诗，送英领事达文波”；初九，又“作英华合璧诗送傅兰雅”；十四日，“作合璧诗一章，送船主（巴特生）”；八月初五，“夜饭后作合璧诗，赠美国参赞大臣何天爵”；十一月初六，“作中西合璧诗送德子固”；初九，“作中西合璧诗赠丁冠西”；十二日“作中西合璧诗赠梅辉立”。需要注意的是，纪泽这些赠予外籍人士的诗歌，皆亲自用双语缮写在宫扇上。据其《日记》记载，光绪三年六月初九，“饭后将所作送傅兰雅诗录于扇头”；赠巴特生诗亦“写于宫扇”，送何天爵诗是“用中西二体字书于宫扇”；送德子固（德贞）、丁冠西（丁韪良）、梅辉立、必利南的诗，莫不如此。这是一种在近代诗史上有意味的尝试性写作，而这一文化交流习惯，也成为十多年后画狮子纨扇并题诗的源头了。曾纪泽于1879年初抵达英国后，与驻英使馆担任参赞的老友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极为友好。后来还结识了其他英国新朋友，如著名记者鲍尔吉（Charles Boulger）等。鲍尔吉对亚洲问题深感兴趣，1885年与人合作在伦敦创办了《亚洲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这便促成了纪泽一篇流传后世并演绎为“醒狮”论的“中英合作文”《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的发表。此文刊发于1887年1月出版的伦敦《亚洲季刊》，署名“Marquis Tseng”（曾侯）；2月译文《中国先睡后醒论》刊载于香港《德臣西字报》；6月14日、15日上海《申报》连续刊发《中国先睡后醒论》译文，译者介绍称：“曾劼刚侯部前使英俄时，曾著《中国先睡后醒论》。论中纵谈中西交涉诸事，俱中肯綮。伦敦书籍馆业经刊列《四季报》内，欧洲诸国传诵一时。凡我薄海士民，谅亦以先睹为快。偶于公暇，译成华文，用供众览。”自此《中国先睡后醒论》遂广为国人所知。此文本系以英文发表，署名“Marquis Tseng”，那么何以称“中英合作文”呢？此事鲍尔吉曾有记叙：“曾纪泽在离开伦敦之前，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就中国问题写篇文章，以此来表达对英国的惜别之情。这对我来说，是非常荣幸的。他让马格里先生根据他的意思，起草了恢宏之作《中国先睡后醒论》。”纪泽回国后不久收到马格里所寄刊载其文的《亚洲季刊》，1887年3月3日，他在北京用英文回复马格里：“此文措辞经过了仔细的斟酌推敲，思想表达既简洁又有说服力。这篇文章以如此优美的文采被刊登出来，这使我非常高兴”，“你使读者认为，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是我个人的观点。这样做非常正确。”由此可知，此文先由纪泽书写出表达自我思想内容的中文初稿，然后与马格里深入交流，由马格里据其义仔细斟酌、推敲英文的措辞与表达，最终方使得“这篇文章以如此优美的文采”完成并发表。须知此文较长，有史实、论析、观点、立场、展望等，内容丰富，思致精深，虽然纪泽较为精通英文，但尚难以直接用英文尽情而清晰地表达，故与马格里合作撰写，是非常必要的。从整个过程来看，《中国先睡后醒论》当称一篇成功的“中英合作文”。那么，到底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有没有“睡狮”之说呢？答案是否定的。全文阐述中国对外关系，涉及中国现状（睡）与前景（醒）。其论现状的观点是，中国处于酣睡态，而非垂毙：“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垂拱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睡入梦耳……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略已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其论未来的观点是，中国必醒而自强，但不会侵伐他国：“有问中国有三万万人，如一时俱醒，而自负其力，其作事得无碍于中西之和局否？或记昔时之屡败，今骤得大力，得无侵伐他国否？余应之曰：决无其事。盖中国自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有史书可证。嗣后亦决无借端挑衅、拓土域外之思。”这是何等精到的文字、观点，既深具民族觉醒意识，亦有对中国未来的国际定位，明确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维护和平的国家，而无侵略企图。但问题来了，这篇并未谈及“睡狮”的文章何以与近代作为启蒙思想符号乃至号召的“醒狮”论相涉的呢？这与梁启超的一系列表述有关，这里不妨略作回顾。光绪二十五年（1898）闰三月初一，梁启超在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上演讲，激励国人觉醒而奋起：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光绪二十五年（1899），梁启超在日本流亡途中创作的《自由书•动物谈》中写道：丁曰：“吾昔游伦敦。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谓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接着，梁启超于《瓜分危言》一文中剖析《英国未能深知中国之内情》称：其故皆坐未深知中国腐败之内情，以为此庞大之睡狮，终有蹶起之一日也,而不知其一挫再挫,以至于今日。……曾惠敏曾对英人大言曰：“中国先睡后醒之巨物也。”故英人亦有佛兰金仙之喻。盖基于此，1924年《醒狮周报》创刊宣言中进一步声称“睡狮”说源于曾纪泽：“昔者曾纪泽出使欧洲，鉴于西方东侵之猛，尝以‘睡狮’之说告彼都人士曰：‘中国地方之大，人口之多，巍然独立于亚洲，其状有若雄狮然，今特睡而未醒耳。’……呜呼！我国民岂真劣等而不可救药耶？抑亦果如曾氏之言，为睡而未醒之雄狮耶？”这或许是最直接地将表现近代民族奋发图强意识的“醒狮”说归源曾纪泽的评论了。梁启超之说并非无据牵涉，然而要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与“醒狮”说之间寻找关联，应读曾纪泽的两首题扇诗：（一）《为潘伯寅大司空画狮子纨扇率题一律》：法尚苍鹰俄白罴，英兰旌旆绘黄狮。自矜双瑞驨猊玺，蔑视群雄鸟隼旗。虽猛而和坡老赞，非饥不杀土人知。画师相率涂青碧，乍睹真形转见疑。（二）《为徐颂阁宗伯画狮子纨扇题律》：平野回风谷吐霓，点睛重现两狻猊。叠调黄赭开生面，试审丹青证旧题。德盛两阶陈舞羽，威行八表靖征鼙。异财王会图方物，添写麟虞杂象犀。潘伯寅大司空为潘祖荫。其号伯寅，亦号少棠、郑庵，出生于苏州近代潘氏世家，乃大学生潘世恩之孙。为咸丰三年（1853）探花，常侍南书房几四十年，屡掌文衡。第一首题称“潘伯寅大司空”，则当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其任工部尚书时，此事距纪泽结束出使欧洲归国方三年。徐颂阁宗伯为徐郙。郙字寿蘅，号颂阁，嘉定人，同治元年（1862）状元，历官礼部左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拜协办大学士。潘、徐皆喜金石书画，且知纪泽素擅扇面绘画题诗，故有请其“画狮子纨扇题律”之雅事。第二首《引》称“纪泽既为郑庵大司空画双狮子，识之数语，而系以诗。颂阁先生宗伯顾而赏之，复出纨扇，命为同式画图兼录诗”，可知作于赠潘氏诗之后不久。狮子非中国本土动物，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方作为“殊方异物”传入，后复经佛教在中国传播方为士人所知。纪泽为潘祖荫、徐郙题画诗云“法尚苍鹰俄白罴，英兰旌旆绘黄狮”；“德盛两阶陈舞羽，威行八表靖征鼙”，似为写实性描述，而对于具有八年出使欧洲经历，且民族意识极强的曾氏来说，这两首诗（并引）都不能限于艺术兴趣的纯粹表现来理解。其于西方文化的介绍，既道“有何物”，更明“是何物”。“狮子毛群之特，蹲伏行卧，往来前却，喜怒饥饱，嬉娱攘夺，狙伺搏击之变相，尤着意焉”，“此其所以长百兽而霸山林欤？”攘夺而称霸，其述“是何物”的笔墨，颇为惊心动魄。有一个事实应特别提及，在差不多与“画狮子”诗同时之赠徐郙的《题所画徐颂阁少宗伯扇》中，纪泽写道“搜搅潜渊起睡龙，风回骤雨作前锋”；在《题所画吴渔川甥扇》中再次描绘“山势飞翔水折旋，灵湫泼墨应龙眠”的情景。“将一个国家比作某种动物时，‘狮子’大都是用来比喻英国的，比喻中国则用‘龙’。”如果说，纪泽心中对“沉睡之中国”有一个喻体的话，那么这个喻体当是“睡龙”而非“睡狮”。可以相信，以曾纪泽的资望及其文学与政论作品的影响，梁启超不仅阅过其《中国先睡后醒论》，也同时读过《为潘伯寅大司空画狮子纨扇率题一律》《为徐颂阁宗伯画狮子纨扇题律》《题所画徐颂阁少宗伯扇》《题所画吴渔川甥扇》这些作品。虽然无法认定梁启超将“睡龙”误读为“睡狮”，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但设若将“醒狮”放在他“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这个与“中国未来”相关的动物系列中比较的话，可知“醒狮”意识深藏其心底，呼之欲出，而曾氏提供了契机。中国“醒狮”论是一个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这个寓言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无疑曾纪泽其论其诗是一块重要的基石。作为近代——晚清民族主义力量的象征物，最应祭出何物？丘逢甲《二高行赠剑父、奇峰兄弟》诗提供了一个答案：“昨闻大高忽画虎，群雄草泽争惊猜。画虎高于真虎价，千金一纸生风雷。我闻狮尤猛于虎，大高画狮勿画虎。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不然且画中国龙，龙方困卧无云从。东鳞西爪画何益？画龙须画真威容。中原岂是无麟凤，其奈潜龙方勿用。”《装裱宜兰山人狮子图已成题其端》更称：“鄂公褒公毛发动，人间少有英雄姿。睡狮不醒今已醒，坐抚奇儿气尤猛。大地山河一吼中，一出群雄归管领。”在传统文化中，中国象征物以龙为首，但睡龙、眠龙、卧龙、潜龙、藏龙、盘龙……，实在过于烂熟，负面意义与正面意义等衡，已了无新趣，且“龙”毕竟系传说物，无实体性。虎固然凶猛，但显然“狮尤猛于虎”，当西方之狮显示出凶猛之态时，仍以虎力相搏，并非明智，唯有“醒狮”方能实现中西之间相争抗衡。梁启超对曾纪泽的诗文，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误读，都体现出晚清的民族意志，是一种具有智慧的倾向性选择。“现在时势无论对内对外，只有拼着牺牲，方才能够唤醒千年的睡狮哩！”“晚清已晚”时“唤醒睡狮”的士人呼号，或许已经超出了其时曾纪泽文本书写的想象，但何尝不是其对中国未来的期待呢？误解是理解的特定形式与别样表现，时势既已不同，阐释自将深化——走向一种更具理性的升华。从这一角度看，将“醒狮论”归源与曾纪泽，是曾氏的光荣，也是近代以来既放眼看世界同时坚守民族立场的士人的光荣。编辑：黄建林校对：李思舒审核：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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